关于读书，有几个误区似应破除。

误区一，求人开书单。就算被问者开出了书单，真正能认真读之者也不会多，因为未必合乎自己喜好。何况列书单者未读尽天下书何谈指点他人？钱穆曾说：清朝以后的书就不必读了，可清朝以前的书读得尽吗？此说不过钱老先生个人雅趣而已。

误区二，求问影响某人一生的书是哪本。此问往好了说，是个伪命题；往坏了说，实在幼稚。你若将此问题抛给钱锺书，他读了千万种书，让他从何谈起？他若说《事类赋注》，你可能一脸茫然，此书实在小众。影响人的书必然“积小流，方以成江海”。

误区三，读书就是学习吸收，悉数收入腹中，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于盲目照搬，柏拉图早做过判决：若有人只是对理念的二度模仿，必须将其逐出理想国。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提出了“模仿说”，从此模仿日盛，所谓“继承”“吸收”等观念为读书人所秉持。乃至大文豪T·S·艾略特也说诗人要从个性化中逃之夭夭，成为传统的一部分。难怪不少人醉心打探影响名人深的是哪本书，正是这种盲目崇拜心态作祟。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对传统，即所谓前人撰写的“伟大”的书持批判性姿态。1973年他出版了《影响的焦虑》，“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布鲁姆研究浪漫主义诗歌，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等诗人的专著。在我们以往的传统教育和思维模式中，文学世界的后学往往是对前辈的学习和继承，但为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其稳定的风格会发生嬗变？布鲁姆认为“迟到者”面临着前驱者的巨大影响，这既可以是激励和启发，也能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让后来者陷入焦虑之中。于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是对前驱作品的误读，以示叛逆和反抗，后来的诗人在面对前驱者的辉煌成就时，既渴望继承，又试图超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焦虑促使诗人不断进行创新和突破，以摆脱前驱者的阴影。他们采用的策略就是通过误读和“偏离”前驱者的作品，来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解读和创新。

然而，前驱者的成就高山仰止，让后来者望而却步。为此，后来的诗人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挑战前驱者的，探索自己之路。他们也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将前驱者作品的价值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素材。中国历朝也有为创新而化用前人作品的例子。虽然过多化用会使境界不甚妙远宏大，但也不乏升华原作之功。即便诗人亦有“化用”之嫌。杜甫曾有诗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其实南朝的释蕙标早有诗写在老杜之前：“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初唐诗人沈佺期也曾写道：“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都是写行舟如在天际的意境，杜甫岂不是“剽窃”？但歌德言：“太阳底下本无新事。”点化前人词句而别开生面，本来就是自然之举。

王安石曾断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正所谓“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你让宋人如何写诗？王安石的一些名句也是点化前人诗句而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层”二句，化用的是李白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给李白的感觉是愁，而王安石却不畏浮云、再攀高峰；黄庭坚的诗句“不只眼界阔多少，白鸟飞尽青天回”，化用的是李白诗“青天尽处没孤鸿”，李白写孤鸿远飞的状态，黄庭坚则巧妙地融入一种宽广的情怀。这类化用别有韵味，正是黄庭坚提倡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即“误读与创新”。

创作如此，读书亦当以故为新，面对珠玉在前的经典或正典，不应陷入盲目吸收的陷阱，而应在阅读中思辨性吸收，这样才能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王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