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烟原料数量较少，至八十年代每年产量一般在几千箱，不超过一万箱（根据原料数量而定）。大跃进年代，原料更是匮乏，国产陈烟叶供不应求，于是采用了人工发酵烟叶工艺技术，同时，开始人工挑叶（解把挑叶）。“文化大革命”前，烟叶由中央统一调拨，“文化大革命”中，原料供应发生困难，“中华” 烟每年生产一些，但数量甚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少量使用一些进口烟叶（美国、泰国、津巴布韦等），但须每年向中央申请外汇额度。

“中华”牌始创于50年代初，它一问世就以优良的品质蜚声烟草界，由于当时全国保上海，上海保“中华”烟的形势和“中华”产量较少的事实，使得“中华”烟起初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作保证，难度不在配方，而在于落后的生产设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上。当时制丝车间对加工工艺参数的控制和掺和的均匀性成为了“中华”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烟厂职工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确保了“中华”烟的内在质量。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烟厂技改的进行，国外的先进设备不断引进，工艺设备上小改小革的不断涌现，生产自动化程度和精度不断提高，工艺问题得以解决，但随之带来的是配方上难度加大，原因有二：其一是逐年提升的“中华”烟产量给配方原料的供给带来了压力；其二是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使上海烟草采购上等烟越来越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烟叶品种K326以其高产、抗虫害、抗气候能力强等优点，激起了广大烟农的种植热情，但此种品种种出的烟叶有一特性，即香气浓、劲头大，不适应“中华”烟的配方要求。二是由于各家烟厂都想在卷烟销售市场寻得一席之地，故而对上等烟叶的抢购日趋白热化，适用于“中华”烟的上等烟采购更是举步维艰。针对严峻局面，1993至1994年“中华” 烟配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当时的配方小组首先对配方体系进行了变动，由原来的少地区、少等级、大比例的配方模式向多地区、多等级、小比例的配方模式转变，以期降低由于原料短缺给产品带来的风险。其次，（集团）公司加大了基地的建设力度。基地由原来的河南、云南、贵州、山东四省逐步扩充至四川、福建、湖南、东北，拓展了“中华” 烟叶原料的来源渠道。另外，为节约烟叶资源，配方小组对“中华” 牌的配方进行了调整，并辅之于重新调制后的香精，使“中华”牌卷烟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同时使产品原料的瓶颈现象得以缓解。当然，对“中华”烟配方的每一次调整，无论大与小，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论证和反复的试验。可以讲，为了保证“中华”烟的产品质量，公司上下是不遗余力的，类似“中华”烟挑叶、普查和单料烟评吸等工作内容长期以来从未间断过。

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南京卷烟厂在第二代“南京”的基础上推出了第三代“南京”香烟。整体设计不变，纹饰全部变化，主图黄色线条纹为南京长江大桥，副图是建设场景，边饰改为了文革中有代表性的向日葵纹。厂名是“国营南京卷烟厂”。第三代“南京”的设计迄今仍在生产使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京卷烟厂曾推出了另一种设计的“南京”，白底色，图案为红黄色块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和新火车站，但此烟销售时间极短，估计是试制产品。应该算是第四代了。

进入九十年代，香烟包装向化发展，南京卷烟厂也适时推出了第五代“南京”牌香烟，第五代“南京”为硬盒，整体设计比较简洁，主要图案为南京市的市徽“辟邪、城门、龙凤”，按不同档次底色不同，有的配有暗云纹，大致有绿、金、紫红、红等几种，其中紫红和红两种是高级品，销量非常好。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五代“南京”牌烟标，其代烟标已是可遇不可求了。“南京”牌系列烟标有十多种，加上细小差别约有三十多种，成了系列烟标收藏家族中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