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纳金是督促公法之债履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滞纳金是以罚款的方式作出，因而有学者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起因、当事人所承受的终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和行为性质的同一性指出两者属于同一范畴，在作用于行政事态时有某种从属性或补充作用。而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虽然执行罚具有罚的外形与功能，两者都是使违法人承担新的义务；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

制裁性法律责任一般都以“一事不再罚”为原则，一次违法行为只惩罚一次；强制性法律责任的终目的在于义务的履行，因而执行罚可以多次适用，直至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学界对于执行罚与行政处罚关系的分歧对于滞纳金性质的认定并无多大影响，关键在于滞纳金仅仅是确保公法之债得以履行的一种手段，当这种间接强制的手段失效之后应该是直接强制的及时介入，而不是“钓鱼执法”模式下行政机关对公法之债债务人财富的觊觎。

现实中屡屡出现的巨额滞纳金案例无疑是将手段作为目的，从而异化了滞纳金制度设置的初衷。可是，“在与刑事罚的关系上，执行罚的过错罚款数额必须与之均衡，这样的话，与刑事罚相比较，被认为抑制效果甚微”。170.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行政执行法》被废止后执行罚制度的式微，仅在《防沙法》第36条中规定了执行罚制度，作为确保不履行作为义务的替代方法是刑事罚的广泛导入。

运用公式表示就是：还款额=（信用额度内）消费款的10%+提现金额+前期还款额应还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消费款+费用和利息+分期还款本期应还部分（分为有息及无息两种）。其中“费用”包括信用卡滞纳金和超限费，信用卡超限费是指当持卡人累计未还用款金额超过发卡银行为其核定的信用额度时，按规定应向发卡银行支付的费用。另外，由于信用卡的记账日和还款日均是以月为单位，所以信用卡滞纳金也是按月计收。从信用卡滞纳金的计收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其具有自我增殖的功能，即其计算基准逐月提高。对于这一点，前述三个案例无疑是其的脚注。